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分类： 咏史怀古
柳宗元： 咏史怀古
背景
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贬谪永州（今属湖南）期间读书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来永州，而唐宪宗即位（806年）后，仍信谗贬贤，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愤。
译文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
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
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
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注释
明后：明君，谓秦穆公。
幽隧：墓道。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
张皇：张大、扩大。
从邪：指殉葬之作法。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赏析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
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背景
这首诗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一说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之后不久，约在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一说约作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与《杂诗十二首》写作时间相近，陶渊明五十岁。
译文
出仕为官居要职，只怕蹉跎好时光。
一年到头勤效力，常恐功绩不辉煌。
忠情偶尔得表现，于是得宠近君王。
出门陪同在车边，入宫服侍丹帷旁。
规劝之言即听取，建议从来不虚枉。
一旦君王长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难相忘，君命怎能敢违抗！
面临坟墓不犹豫，献身大义志所望。
草丛笼罩高坟墓，黄鸟啼鸣声悲伤。
三良性命不可救，泪水沾湿我衣裳。
注释
三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三人都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即整洁衣冠，指准备出仕为官。乘：驾驭，占据。通津：本指交通要道，这里指高官要职。《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时我遗：即“时遗我”的倒装句，时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服勤：犹言服侍、效劳。尽岁月：一年到头。功愈微：功劳甚小。愈：更加。
谬：错误，这是作为臣子的自谦之词。获露：得到表现。私：亲近，宠爱。
文舆：华美的车子。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丹帷：红色的帷幕。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
箴规：规谏劝戒。响已从：一发言就听从。初无亏：从不拒绝或轻视。亏：枉为。
言：语助词，无意义。同此归：一道去死。《史记·秦本纪》之《征义》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薨（hōng），皆从死。”
“君命”句：《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违”即指此事。安，怎能。
“临穴”句：面对坟墓没有犹豫。罔：无。惟：语助词，无意义。疑：犹疑，犹豫。《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投义：献身于大义。攸：所。希：愿。
“黄鸟”句：《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不可赎：不能挽救赎回。语本《诗经·秦风·黄鸟》：“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泫然：伤心流泪的样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赏析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
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背景
这首诗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一说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之后不久，约在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一说约作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与《杂诗十二首》写作时间相近，陶渊明五十岁。
译文
出仕为官居要职，只怕蹉跎好时光。
一年到头勤效力，常恐功绩不辉煌。
忠情偶尔得表现，于是得宠近君王。
出门陪同在车边，入宫服侍丹帷旁。
规劝之言即听取，建议从来不虚枉。
一旦君王长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难相忘，君命怎能敢违抗！
面临坟墓不犹豫，献身大义志所望。
草丛笼罩高坟墓，黄鸟啼鸣声悲伤。
三良性命不可救，泪水沾湿我衣裳。
注释
三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三人都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即整洁衣冠，指准备出仕为官。乘：驾驭，占据。通津：本指交通要道，这里指高官要职。《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时我遗：即“时遗我”的倒装句，时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服勤：犹言服侍、效劳。尽岁月：一年到头。功愈微：功劳甚小。愈：更加。
谬：错误，这是作为臣子的自谦之词。获露：得到表现。私：亲近，宠爱。
文舆：华美的车子。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丹帷：红色的帷幕。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
箴规：规谏劝戒。响已从：一发言就听从。初无亏：从不拒绝或轻视。亏：枉为。
言：语助词，无意义。同此归：一道去死。《史记·秦本纪》之《征义》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薨（hōng），皆从死。”
“君命”句：《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违”即指此事。安，怎能。
“临穴”句：面对坟墓没有犹豫。罔：无。惟：语助词，无意义。疑：犹疑，犹豫。《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投义：献身于大义。攸：所。希：愿。
“黄鸟”句：《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不可赎：不能挽救赎回。语本《诗经·秦风·黄鸟》：“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泫然：伤心流泪的样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赏析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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