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逝世,昌邑王刘贺被废黜,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
路温舒呈上奏书,奏书说: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
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
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
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
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
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
“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
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
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
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
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
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
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
《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
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
此仁圣之所以伤也。
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
何则?
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
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
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
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
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
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
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译文
汉昭帝逝世后,昌邑王刘贺刚继位就被废黜,宣帝开始登上皇位。路温舒趁这个时机上书,主张崇尚德治缓解刑法。书中说:
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我听说齐国有了公孙无知杀死襄公的祸事,桓公才能够兴起;晋国发生了骊姬进谗那样的灾难,文公才能在诸侯中称霸;近世赵王未能寿终而死,诸吕发动叛乱,而孝文帝被尊为太宗皇帝。由此看来,产生祸乱,将会为圣人出现开创机会。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扶植振兴衰败了的国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业, 给百姓带来恩泽,功劳施及诸侯,虽然赶不上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归附于他们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备最高的德行,来承受天意,他崇尚仁义,减轻刑罚,打通关隘架起桥梁,远近如一,敬重贤人如同对待贵宾一样,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小孩,他用启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把内心觉得安适的事情推行到全国,因此监狱空无一人,天下太平。紧接社会变化以后即位的君主,一定会给人们带来不同往日的恩惠,这是贤明的圣人用来显示天意的行为。”“从前昭帝去世时没有儿子,大臣们忧愁得很,怀着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认为昌邑王是尊贵的皇室亲属,推举他,把他立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乱,于是便自己丢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虑祸患事变发生的原因,这是伟大的上天用来开导最圣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将军霍光接受武帝的遗命,成为汉朝君主最得力的辅臣,他披肝沥胆,决定大计,黜退不讲仁义的人,立有德行的人为帝,辅助上天行事,这样祖庙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无事。”“我听说《春秋》很重视君王登基的事,这是为了统一天下,为了慎重地对待开创事业。陛下刚登上帝位,与天意符合,应该纠正前代的过错,在承受天命继承帝业时慎重对待开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烦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继承将要消亡断绝的好传统,用这些行动来应合天意。”
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
注释
昭帝:汉昭帝,名刘弗陵,武帝少子。昌邑王废:公元前年,汉昭帝死,无嗣,昌邑王刘贺(汉武帝孙子)即位,淫戏无度。大将军霍光用太后的名义废了他,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昌邑:古县名。
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无知,春秋时齐公子,自立为齐君。后被人杀死,公子小白自莒回齐即位,便是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骊姬,春秋时晋献公宠姬。晋献公伐骊戎(古国名,在今山东临潼县东北),得骊姬,立为夫人,十分宠幸,生奚齐卓子。不久就谮(读音zèn,诬陷,中伤)杀太子申生,奚齐为太子,公子重耳夷吾出奔。献公死,奚齐卓相继为国君,后被杀,骊姬亦被杀。公子重耳回到晋国,立为晋文公。晋文公使晋国成为春秋时一代霸主。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赵王,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名如意,封为赵王。刘邦死,惠帝立,太后吕雉毒死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吕太后和她的侄儿吕台吕产吕禄等专权,想把“刘姓天下”改变为“吕氏王朝”。吕雉死,大臣周勃陈平等消灭诸吕,迎立代王刘恒即位,是为孝文帝,庙号太宗。后有“文景之治”的繁荣。
关梁:关:关卡,关口。梁:桥梁。一:统一,动词。恕:宽容,宽厚。囹圄:牢狱。援:援用旧例。股肱(gōng):股,大腿;肱,手臂。比喻像左膀右臂一样匡扶国家,即辅佐的意思。正:把……看得很正统正规。《春秋》记载古代帝王诸侯即位,很讲究名分,名分正的,就写即位,名分不正的,就不写即位。大一统:重视天下统一的事业。大,尊重,重视。始受命:指初即位。统:法制。
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
赏析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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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民人一作: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