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最多竹，樊圃棋错。
包箨榯笋之赢，岁尚十数万缗，坐安侯利，宁肯为渭川下。
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简历芟养，率须谨严。
家必有小斋闲馆在亏蔽间，宾欲赏，辄腰舆以入，不问辟疆，恬无怪让也。
以是名其俗，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镰斧，亡公私谁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
守都出令：有敢隐一毫为私，不与公上急病，服王官为慢，齿王民为悖。
如是累日，地榛园秃，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
古者伐山林，纳材苇，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经于用。
不供谓之畔废，不时谓之暴殄。
今土宇广斥，赋入委叠；上益笃俭，非有广居盛囿之侈。
县官材用，顾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敛取无艺。
意者营饰像庙过差乎！
《书》不云：“不作无益害有益。“
又曰：“君子节用而爱人。“
天子有司所当朝夕谋虑，守官与道，不可以忽也。
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
背景
《戕竹记》作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当时欧阳修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当年八月，开封内廷火灾，烧毁了崇德、长春、滋福等八殿。宰相吕夷简负责修葺工作，洛阳的竹林遂为之洗劫一空。欧阳修对这种不问实际需要而横征暴敛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译文
洛阳最多的是竹子，竹园星罗棋布。光是竹笋、竹竿的盈利，每年就不下十余万缗钱，等于坐得千户侯的利禄，其收入不在富庶的渭川流域之下。但是，竹园里打堰灌水，养土施肥，育苗选材，修剪培养等工作，都必须严谨细致，认真从事。在竹林深处的空地上，家家有精巧雅致的亭舍，客人要想游赏，都可以坐小轿，径直而人，不必事先征得主人的同意，主人亦不在意，对此不会感到奇怪和发出责难。因此，洛阳种竹赏竹的风俗也出名了，都把它当作一件好事。
壬申年秋天，官府纷纷率人拿着镰刀斧头，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竹林的主人是谁，一律砍伐，不伐尽不止。西京留守发出严令：敢隐瞒丝毫的即为私藏，将按照不服从官家急需治罪，当官的被看作是对朝廷的怠惰不敬，当百姓的则被看作是叛逆不道。这样一来，数日以后，土地荒芜了，竹园光秃了。老百姓的脸上却看不到一点吝惜的神情，由此可知，洛阳的百姓是急供朝廷所需的。
唉，古时砍伐山木，交纳木材芦苇，只是把地产的好东西，送到官府，以准备充当一定的用途。不供给就叫做叛逆犯上，不按时令砍伐征收，就叫做随意糟蹋。现在大宋王朝疆域广大，赋税收入积聚众多；皇上更是一心一意地节俭，并没有大兴宫室、盛设园圃的奢侈之心。官府中积累的材料物资，无不是余裕漫溢，甚至于都被蠹蚀腐朽了。可是，一遇到意外之事，却又没有限度的搜敛刮取，也许是塑像修庙超过了限度吧！古书上不是说过：“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吗？”还说过：“君子应当节约用度，爱惜人民。”皇上和各部门的官吏们应当每天早晚都要考虑到这些，坚守职责的道义，千万不可忽视。以此类推而扩展开来，伐竹则如同是一桩小事了。
注释
戕（qiāng）：砍伐。樊圃：竹园。棋错：星罗棋布，多的意思。箨：包着的竹笋的皮。榯笋：竖立的竹笋。榯，直立。缗：原指穿铜钱用的绳子，这里指用绳子穿连成串的铜钱，每缗一千文，即一贯钱。渭川：指渭水流域。庸：通“墉”，水堰。简历：选择。芟：删除，修剪。亏蔽：指竹林深处遮蔽的空地。腰舆：古代的一种便轿。辟疆：顾辟疆。这里代指竹园所有者。
壬申：即北宋明道元年（年）。亡：通“无”，不论。桴：鼓槌，这里作动词用，指砍伐。守都：这里指河南府治洛阳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服王官：指做官的。慢：怠慢。齿王民：指做百姓的。悖：叛逆。榛：荒芜。
畔废：叛逆。畔，通“叛”。暴殄：残害灭绝，任意糟蹋。土宇：土地和屋宅。广斥：广阔的盐碱地。此句意为宋朝疆域广大。委叠：积聚众多。县官：指政府、朝廷。古称天子所居之地为县，即王畿。无艺：没有限度。意者：推测之词。营饰：营造修建。征用材料的目的是修复宫殿。作者这里说营饰像庙，是委婉之词。过差：超过限度。守官与道：这里意谓坚守职责和道义。
赏析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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