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
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
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
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
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
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
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
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
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
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
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
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
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
呜呼！
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背景
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一生颇不得意。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平淡朴实，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
译文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赏析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猜您喜欢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
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
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
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
楚使怒去，归告怀王。
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
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
魏闻之，袭楚至邓。
楚兵惧，自秦归。
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
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
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
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
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
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
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
怀王卒行。
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
怀王怒，不听。
亡走赵，赵不内。
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
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
王明，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
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
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
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谣言流闻，京师震惊。
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
众言朋兴，朕志自定。
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
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
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
天子曰：“然。“
公以亲辞，不可，遂行。
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
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
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
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坠于地。
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
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
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
尔繄以生，惟尔父母。
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
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
重足屏息之民，而以斧令。
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
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
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
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
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
’呜呼！
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
皆再拜稽首曰：“然。“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
且公意不欲，如何？“
皆曰：“公则何事于斯？
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
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乡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
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
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
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
天下有大事，公可属。
系之以诗曰：天子在祚，岁在甲午。
西人传言，有寇在垣。
庭有武臣，谋夫如云。
天子曰嘻，命我张公。
公来自东，旗纛舒舒。
西人聚观，于巷于涂。
谓公暨暨，公来于于。
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
讹言不祥，往即尔常。
春而条桑，秋尔涤场。“
西人稽首，公我父兄。
公在西囿，草木骈骈。
公宴其僚，伐鼓渊渊。
西人来观，祝公万年。
有女娟娟，闺闼闲闲。
有童哇哇，亦既能言。
昔公未来，期汝弃捐。
禾麻芃芃，仓庾崇崇。
嗟我妇子，乐此岁丰。
公在朝廷，天子股肱。
天子曰归，公敢不承？
作堂严严，有庑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缨。
西人相告，无敢逸荒。
公归京师，公像在堂。
莫笑青州太守顽，三齐人物旧安闲。
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
嘉客但当倾美酒，青春终不换颓颜。
惟◇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
江水深无声，江云夜不明。
抱琴舟上弹，栖鸟林中惊。
游鱼为跳跃，山风助清泠。
境寂听愈真，弦舒心已平。
用兹有道器，寄此无景情。
经纬文章合，谐和雌雄鸣。
飒飒骤风雨，隆隆隐雷霆。
无射变凛冽，黄锺催发生。
咏歌文王雅，怨刺离骚经。
二典意澹薄，三盘语丁宁。
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
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
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
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
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
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
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
噫！
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
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
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
嗟乎！
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
夫人李氏。
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
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
呜呼许君！
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一雨郊圻迥，新秋榆枣繁。
田荒溪溜入，禾熟雀声喧。
烧出空槎腹，人耕废庙垣。
闲追向城客，落日隐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