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
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
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
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背景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意：估计。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猜您喜欢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滨，大江之濆，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匹俦也。
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
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獱獭之笑者，盖十八九矣。
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
然是物也，负其异於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贴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
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
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
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
阁下其亦怜察之。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
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
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
有子曰：“然。
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
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
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
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
’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
有子曰：“然！
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
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
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九月重阳还又到。
东篱菊放金钱小。
月下风前愁不少。
谁语笑。
吴娘捣练腰肢袅。
槁叶半轩慵更扫。
凭阑岂是闲临眺。
欲向南云新雁道。
休草草。
来时觅取伊消耗。
舜舞来遐俗，尧仁浃九区。
五兵消以德，何用赤灵符。
悠悠野水来，灩灩西溪阔。
晓日披宿云，荒台照残雪。
风光变穷腊，岁律新阳月。
冻卉意初回，绿醅浮可拨。
人闲乐朋友，鸟哢知时节。
岂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阅。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
范宣子亲数诸朝。
曰：“来，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
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
诘朝之事，尔无与焉！
与，将执女。“
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
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
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肴之师。
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
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肴志也，岂敢离逷？
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不与于会，亦无瞢焉。“
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