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
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
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
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背景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意：估计。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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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
孟尝君曰：“客何好？“
曰：“客无好也。“
曰：“客何能？“
曰：“客无能也。“
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
食无鱼。“
左右以告。
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
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
出无车。“
左右皆笑之，以告。
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
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
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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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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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曰，“有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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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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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
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
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愦于忧，而性懧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
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
冯谖曰：“愿之。“
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
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
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
因烧其券。
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
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
来何疾也！”
曰：“收毕矣。“
“以何市而反？“
冯谖曰；“君之‘视吾家所寡有者’。
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
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
窃以为君市义。“
孟尝君曰：“市义奈何？“
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
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
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
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
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
请为君复凿二窟。“
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
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
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
齐其闻之矣。“
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
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
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
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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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
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
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
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
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
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
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
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
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
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
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
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
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
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
律曰：“不讳嫌名。“
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
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
为犯嫌名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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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
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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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
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
将不讳其嫌者乎？
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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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
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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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嵩当天地中，闻伊仍在最高峰。
山藏六月阴崖雪，潭养千年蜕骨龙。
物外自应多至乐，人间何事忽相逢。
饮罢飘然不辞决，孤云飞去杳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