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
其若之何？“
公不听。
背景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赏析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
其若之何？“
公不听。
背景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赏析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
其若之何？“
公不听。
背景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赏析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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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齐孝公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
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
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对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
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
’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是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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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必不然。
’恃此而不恐。“
齐侯乃还。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
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
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
孰令听之？“
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何则？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
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请略陈固陋。
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
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
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
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嗟乎！
嗟乎！
如仆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
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
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
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
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
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
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
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
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悲夫！
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何也？
素所自树立使然也。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传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
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
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何者？
积威约之势也。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
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审矣，何足怪乎？
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
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
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
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
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
谨再拜。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
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
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
既又与汝就食江南。
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
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
两世一身，形单影只。
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
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
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
其后四年，而归视汝。
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
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
止一岁，请归取其孥。
明年，丞相薨。
吾去汴州，汝不果来。
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
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
呜呼！
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
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
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
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
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
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
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
呜呼！
其信然邪？
其梦邪？
其传之非其真邪？
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
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
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
未可以为信也。
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
呜呼！
其信然矣！
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
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
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
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
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
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
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
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
未始以为忧也。
呜呼！
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
抑别有疾而至斯极乎？
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
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
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
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乎。
其然乎？
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
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
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
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
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
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
吾实为之，其又何尤！
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
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
其不知也邪？
呜呼哀哉！
尚飨！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
范宣子亲数诸朝。
曰：“来，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
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
诘朝之事，尔无与焉！
与，将执女。“
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
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
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肴之师。
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
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肴志也，岂敢离逷？
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不与于会，亦无瞢焉。“
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
“不可，则听客之所为。“
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肖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
对曰：“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
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
且是以不孝令也。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
其晋实有阙。
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
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
’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
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
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
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
子又不许，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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