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
其若之何？“
公不听。
背景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赏析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
其若之何？“
公不听。
背景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赏析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
其若之何？“
公不听。
背景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赏析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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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春，齐师伐我。
公将战。
曹刿请见。
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乃入见。
问：“何以战？“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
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对曰：“忠之属也。
可以一战。
战则请从。“
（徧同：遍)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公将鼓之。
刿曰：“未可。“
齐人三鼓。
刿曰：“可矣。“
齐师败绩。
公将驰之。
刿曰：“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
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
对曰：“夫战，勇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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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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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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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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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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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
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
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栾盈出奔楚。
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
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
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
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知也。“
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
叔向弗应，出不拜。
其人皆咎叔向。
叔向曰：“必祁大夫。“
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
何也？“
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
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
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夫子，觉者也。“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
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
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
’《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
’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
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
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
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
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
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
驼闻之，曰：“甚善。
名我固当。“
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
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
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
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
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
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
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
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
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
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
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
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
’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
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
故病且怠。
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
吾问养树，得养人术。“
传其事以为官戒。
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
遂往，陈鱼而观之。
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与棠。“
非礼也，且言远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