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
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
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
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请予言以为赠。
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
」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
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
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
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
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
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
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背景
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应二生之请，曾巩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
译文
赵郡苏轼，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学友。他从蜀地写信寄到京城给我，赞扬蜀地的学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带着他的文章几十万字，安生带着他的文章也有几千字，屈驾前来看我。我读他们的文章，确实气势壮阔，风格雄伟，善于反复辨析，把事理说得很深透.他们的才情、笔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二人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特别杰出的人才，而苏君也的确可以说是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了！
不久以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临走的时候，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放在心里了，还需要用言辞表达出来么？”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古文，同乡邻里都讥笑我们，认为是迂阔。现在请您写几句话，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看法。”我听了这话，想想自己，不禁笑了。
世上迂阔的人，有谁比我更厉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训，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阔，有谁比我更厉害呢？现在你们的迂阔，只因文章不合世俗，这不过是小的迂阔罢了，还担心被同乡邻里讥笑。像我的迂阔可就大了，如果你们拿了我的话回去，将要得到更多的责怪，岂能只停留在讥笑上呢？
既然这样，那么我将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呢？说我的迂阔是好的，可是它的祸害却是这样；说它不好，那么虽然可以迎合现代，但一定违背古训，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们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认识吧，这样就一定能够在古文、时文；道、世俗这方面作出选择。
我于是写了这些话赠给二位，并且拿给苏君看，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赏析
1、正话反说
作者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
名之。显示了世俗的谬误。正话反说，文曲意直，显示内在的锋芒。
2、意境含蓄
诸多愤世之气，尽在深蕴之中
本文的篇幅不长，结构也比较简单，先介绍黎、安二生的由来，再说明写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认识迂阔。迂阔，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用这一形容个性的词。如果抛开它那略带贬义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迂阔，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世俗偏见，而又有一种执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观点、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迂阔的表现正是难能可贵的。曾巩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才对迂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从文中反映的背景来看，黎、安二生由于“学于斯文”，即酷爱韩愈、柳宗元以至欧阳修、苏轼所倡导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讥笑；而曾巩也因身体力行地追求“道”，给自己带来一些“患”。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浅薄了。这种不直接抨击时弊而从侧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却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劝诫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如何定夺，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还在结尾处提出，希望二生转告苏轼，问一问他“以为如何”。这不仅表明作者的谦虚态度，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
猜您喜欢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
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
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俱灭而共亡，无馀处矣。
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
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
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
唐之末路是已。
(唐之末路是已一作：矣)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
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
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
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远民歌舞戴升平，碧阁朱楼照眼明。
乡馔雨余收白蕈，客樽秋后对红英。
泷鸣浈水遥通海，路入南山不隔城。
材术如君有余暇，出游应数拥双旌。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
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
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
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
噫！
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
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
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
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
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
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
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
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
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