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
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
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
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
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
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
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
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
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
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
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
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
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
孰知祸之至于此哉？
不然。
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背景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闲适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译文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注释
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赏析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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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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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也，人常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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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说也，余尤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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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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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必报德，有死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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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曰：“国谓君何？“
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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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就死悲玄德，八阵劳神叹孔明。
白帝有灵应自笑，诸公皆败岂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