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
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
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
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背景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意：估计。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猜您喜欢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
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
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
俯仰左右，顾而乐之。
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
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
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辉、凤就擒之所。
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
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
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
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
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
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
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
遂书以名其亭焉。
多病淹歹岁，初寒悄独吟。
云容乍浓淡，秋色半晴阴。
篱菊催佳节，山泉响夜琴。
自能知此乐，何必恋腰金。
不听哀筝二十年，忽逢纤指弄鸣弦。
绵蛮巧啭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
常谓此声今已绝，问渠从小自谁传。
樽前笑我闻弹罢，白发萧然涕泫然。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
虽有贲、育，无所复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
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
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
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相从一笑欢无厌，屡获新篇喜可涯。
自昔居前诮◇秕，幸容相倚媿蒹葭。
白麻诏令追三代，青史文章自一家。
我亦谏垣新忝命，君恩未报发先华。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
斶亦曰：“王前！”
宣王不说。
左右曰：“王，人君也。
斶，人臣也。
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
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
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
士贵乎？“
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王曰：“有说乎？“
斶曰：“有。
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
’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宣王默然不悦。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
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锺，万石虡。
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辩士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
求万物无不备具，而百姓无不亲附。
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斶对曰：“不然。
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
何则？
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
故舜起农亩，出于岳鄙，而为天子。
及汤之时，诸侯三千。
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
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
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
是故《易传》不云乎。
’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
据慢骄奢，则凶中之。
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
’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
’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
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
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
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
无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
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
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必本于？
’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
夫尧传舜，舜传傅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
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
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
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大璞不完。
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
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
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
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
则再拜而辞去也。
斶知足矣，归反朴，则终身不辱也。
君子曰：“斶知足矣，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