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学者载籍极博。
尤考信于六艺。
《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
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
此何以称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
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齐。
及父卒,叔齐让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
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
国人立其中子。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义人也。“
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
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
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亦各从其志也。
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
赏析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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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
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
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
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
楚使怒去,归告怀王。
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
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
魏闻之,袭楚至邓。
楚兵惧,自秦归。
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
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
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
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
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
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
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
怀王卒行。
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
怀王怒,不听。
亡走赵,赵不内。
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
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
王明,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
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
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
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
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
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
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
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栾盈出奔楚。
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
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
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
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知也。“
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
叔向弗应,出不拜。
其人皆咎叔向。
叔向曰:“必祁大夫。“
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
何也?“
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
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
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夫子,觉者也。“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
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
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
’《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
’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
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
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
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
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
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
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岂非天哉?
岂非天哉?
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
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
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
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
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
其难至如此。
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
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
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
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
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
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
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
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
此其故何也?
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
庭学其试归而求焉?
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晋国和乎?“
对曰:“不和。
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
曰:‘必报仇,宁事戎狄。
’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
曰:‘必报德,有死无二。
’以此不和。“
秦伯曰:“国谓君何?“
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
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
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馆晋侯,馈七牢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