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学者载籍极博。
尤考信于六艺。
《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
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
此何以称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
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齐。
及父卒，叔齐让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
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
国人立其中子。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义人也。“
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
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
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亦各从其志也。
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
赏析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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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二月，郑伯如晋。
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
侨也惑之。
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
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
何没没也？
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
德，国家之基也。
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
有德则乐，乐则能久。
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有令德也夫！
‘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有令名也夫！
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
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说，乃轻币。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
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
鲍叔遂进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
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
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
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贵轻重，慎权衡。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
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
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
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子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
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
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
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
弗谢，入闺。
久之，越石父请绝。
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
石父曰：“不然。
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
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
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既而归，其妻请去。
夫问其故。
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
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
其后夫自抑损。
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
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
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
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
遂往，陈鱼而观之。
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与棠。“
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
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
此其大较也。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此非空言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
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
夫疾，生乎忧者也。
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
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
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
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
喜怒哀乐，动人必深。
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
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
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
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
风俗饮食异宜。
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
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
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