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是人一作：斯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背景
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身体空虚乏力，使他的每一行动都不如意，这样来激励他的心志，使他性情坚忍，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一个人，常常出错，然后才能改正；心意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一个人的想法，只有）从脸色上显露出来，在吟咏叹息声中表现出来。然后才能为人们所了解。一个国家，如果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
这样，就知道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享乐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了。
注释
舜：姚姓，名重华。发：起，指任用。畎亩：田亩，此处意为耕田。畎，田间水渠。傅说：殷商时为胥靡（一种刑徒），筑于傅险（又作傅岩，在今山西平陆东）。举：被选拔。版筑：筑墙的时候在两块夹板中间放土，用杵捣土，使它坚实。筑，捣土用的杵。胶鬲：商纣王大臣，与微子箕子王子比干同称贤人。鱼盐：此处意为在海边捕鱼晒盐。管夷吾：管仲，颍上（今河南许昌）人，家贫困。士：狱官。孙叔敖：蒍姓，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为楚国令尹（宰相）。本为“期思之鄙人”，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偏僻之地称为鄙。海：海滨。百里奚：又作百里傒。本为虞国大夫。市：市井。
故：所以。任：责任，担子。斯：代词，这，这些。也：助词，用在前半句的末尾，表示停顿一下，后半句将要加以解说。必：一定。苦：动词的使动用法，使……苦恼。心志：意志。劳：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劳累。饿：动词的使动用法，使……饥饿。体肤：肌肤。空乏：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穷困。拂乱：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颠倒错乱。拂，违背，不顺。乱，错乱。所为：所行。所以：用来（通过那样的途径来……）。动：动词的使动用法，使……惊动。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坚韧。曾益：增加。曾，通“增”。能：才干。
恒：常常，总是。过：过错，过失。困于心：心中有困苦。衡于虑：思虑堵塞。衡，通“横”，梗塞，指不顺。作：奋起，指有所作为。征于色：面色上有征验，意为面容憔悴。征，征验，征兆。色，颜面，面色。而后喻：然后人们才了解他。喻，知晓，明白。入：名词活用作状语，在国内。法家：有法度的世臣。拂士：辅佐君主的贤士。拂，通“弼”，辅佐。出：名词活用作状语，在国外。敌国：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外患：来自国外的祸患。恒：常常。亡：灭亡。
生于忧患：忧患使人生存发展。死于安乐：享受安乐使人萎靡死亡。
赏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子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予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由于儒家学说是关涉政治的学说，故黍子的论述始终扣住圣人、贤士，人君、大臣来进行，这在《舜发》一文中也体现得很明显。
而是进一步将上述客观环境和个人命运的互动关系推广到客观环境和国家命运的关系上去，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将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层面，使得文章的寓意更为深广。
开始连续排比六位古圣先贤从贫贱起家的成功事迹，暗示出成功和忧患之间的内在关系，接着在大肆铺陈“大任”前的磨难中自然地得出结论，突出成功的来之不易。接着再将这一道理推广到治国，最后画龙点睛：“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托出一篇主旨。作者论证思路清晰，层层推进，最后作结，真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整篇文章也是“尺幅有万里之势”，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鬼斧神工。
宋儒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也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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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生曰：“公子畏死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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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
于是公子请朱亥。
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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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与公子俱。
公子过谢侯生。
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
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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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
欲无听。
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
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
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
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
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韊矢为公子先引。
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
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
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
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
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
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
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
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
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
赵王埽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
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
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
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
公子竟留赵。
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
公子留赵。
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
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
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
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
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
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
乃装为去。
夫人具以语平原君。
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
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
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
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
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
宾客皆背魏之赵，莫敢劝公子归。
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
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
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
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
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
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
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
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
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
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
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
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
其岁，魏安釐王亦薨。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
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
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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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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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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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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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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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欤通与；乡通向；辟通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