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
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
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
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
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译文
韩非子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等高官的人,辅佐当世的君主,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至于像季次、原宪二人,均为民间百姓,他们一心读书,具有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坚持正义,不与世俗苟合,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现在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办事求结果,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施暴的人丧命,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为此,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
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管仲亦曾遭到囚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并遭到陈、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到如此的灾难,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1]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凡是给我好处的人,便是有道德的人。”因此,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周武王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盗跖、庄跻残暴无忌,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庄子所说的:“偷衣钩的人要杀头,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王侯的门庭之内,总有仁义存在。”此话一点不假。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长久地在世上孤立,还不如降低论调,接近世俗,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并且恪守诺言,义气传颂千里,为义而死,不顾世人的议论。这正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有些士人,到了穷困窘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特殊人物吗?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等比较地位、衡量能力,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总之,从办事到见功效,说话守信用来看,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
古代民间的游侠,已经不得而知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在诸侯中名声显赫,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这就如同顺风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是风势激荡罢了。至于像乡里的游侠,修养品德,砥砺名节,扬名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这才是很难的啊!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民间的游侠,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我非常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不是虚传,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依仗钱财,奴役穷人,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纵情取乐,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却随便将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并加以讥笑。
注释
韩子: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下文引自《韩非子·五蠹》。《春秋》:这里泛指史书。季次:公皙哀,字季次,齐国人,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鲁国人,孔子弟子。独行君子:指独守个人节操,而不随波逐流之人。已诺必诚:已经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要兑现。
虞舜窘于井廪:指虞舜为其父瞽叟和其弟象所迫害,他们让舜修米仓,企图把舜烧死;此后又让舜挖井,两人填井陷害舜,然而舜均逃脱了。“伊尹”句:伊尹乃商汤的旧臣,据传说最初伊尹为了接近汤,曾到汤的妻子有莘氏家里当奴仆,后又以“媵臣”的身份,背着做饭的锅和砧板见汤,用做菜的道理阐释他的政治见解,终于被汤所重用。“傅说”句:傅说乃商代武丁的名臣,在未遇武丁时,是一个奴隶,在傅岩筑墙服役。匿:隐没。傅险:即傅岩(在今山西省丰陵县东)。吕尚:吕尚即姜子牙,相传他在70岁时,曾在棘津以屠牛和卖饭谋生。
延陵: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封于延陵。孟尝:即孟尝君,齐国贵族田文。春申:即春申君,楚国考烈王的相国黄歇。平原:即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信陵:即信陵君魏无忌,魏安嫠王异母弟。砥:磨炼。排摈:排斥、摈弃。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此五人均为汉代初年著名的游侠,其事迹见传文。朋党:由于共同利益而结伙。比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赏析
《游侠列传序》在艺术手法方面颇具特色:其一为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总的来说是用儒侠作对比,借客形主,从而烘托出游侠的可贵品质。在行文过程中,又分几层进行对比。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他们虚伪狡诈,毫无信义可言,仅凭有权有势,就受到称赞。这与济人之危、奋不顾身的游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类是无所作为,对社会实际没有什么益处的闾巷之儒,他们也历来受称颂,而扶危的游侠,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此外,作者还拿孟尝君、平原君之类的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作了对比。通过上述层层对比,不仅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而且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其二反复咏叹,加强了抒情性。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称赞游侠,而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强烈的爱憎。首先是从正面肯定他们的言必信、行必果的高尚品德,接着称颂布衣之侠的“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又说遭受困厄之士人,也常常依附游侠的帮助。这些均属满腔热情的称颂。继而用布衣之侠与季次、原宪一类的儒生作对比,并提出“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文章结尾是直接称赞汉代的游侠朱家、郭解等人“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诚如《古文观止》的评语:“一篇之中,凡六赞游侠,多少抑扬,多少往复,胸中荦落,笔底摅写,极文心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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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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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古文观止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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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
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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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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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王卒行。
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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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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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
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
王明,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
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
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
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
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
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岂非天哉?
岂非天哉?
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
又闻项羽亦重瞳子。
羽岂其苗裔邪?
何兴之暴也?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
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
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
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
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
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
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
何者?
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
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
法其可仇乎?
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
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
是惑于礼也甚矣。
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
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
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
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
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
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
又安得亲亲相仇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
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
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
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