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
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
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
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
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译文
韩非子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等高官的人，辅佐当世的君主，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至于像季次、原宪二人，均为民间百姓，他们一心读书，具有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坚持正义，不与世俗苟合，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现在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办事求结果，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施暴的人丧命，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为此，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
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管仲亦曾遭到囚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并遭到陈、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到如此的灾难，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1]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凡是给我好处的人，便是有道德的人。”因此，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周武王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盗跖、庄跻残暴无忌，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庄子所说的：“偷衣钩的人要杀头，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王侯的门庭之内，总有仁义存在。”此话一点不假。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长久地在世上孤立，还不如降低论调，接近世俗，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并且恪守诺言，义气传颂千里，为义而死，不顾世人的议论。这正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有些士人，到了穷困窘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特殊人物吗？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等比较地位、衡量能力，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总之，从办事到见功效，说话守信用来看，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
古代民间的游侠，已经不得而知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在诸侯中名声显赫，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这就如同顺风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是风势激荡罢了。至于像乡里的游侠，修养品德，砥砺名节，扬名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这才是很难的啊!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民间的游侠，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我非常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不是虚传，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依仗钱财，奴役穷人，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纵情取乐，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却随便将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并加以讥笑。
注释
韩子：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下文引自《韩非子·五蠹》。《春秋》：这里泛指史书。季次：公皙哀，字季次，齐国人，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鲁国人，孔子弟子。独行君子：指独守个人节操，而不随波逐流之人。已诺必诚：已经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要兑现。
虞舜窘于井廪：指虞舜为其父瞽叟和其弟象所迫害，他们让舜修米仓，企图把舜烧死；此后又让舜挖井，两人填井陷害舜，然而舜均逃脱了。“伊尹”句：伊尹乃商汤的旧臣，据传说最初伊尹为了接近汤，曾到汤的妻子有莘氏家里当奴仆，后又以“媵臣”的身份，背着做饭的锅和砧板见汤，用做菜的道理阐释他的政治见解，终于被汤所重用。“傅说”句：傅说乃商代武丁的名臣，在未遇武丁时，是一个奴隶，在傅岩筑墙服役。匿：隐没。傅险：即傅岩（在今山西省丰陵县东）。吕尚：吕尚即姜子牙，相传他在70岁时，曾在棘津以屠牛和卖饭谋生。
延陵：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封于延陵。孟尝：即孟尝君，齐国贵族田文。春申：即春申君，楚国考烈王的相国黄歇。平原：即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信陵：即信陵君魏无忌，魏安嫠王异母弟。砥：磨炼。排摈：排斥、摈弃。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此五人均为汉代初年著名的游侠，其事迹见传文。朋党：由于共同利益而结伙。比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赏析
《游侠列传序》在艺术手法方面颇具特色：其一为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总的来说是用儒侠作对比，借客形主，从而烘托出游侠的可贵品质。在行文过程中，又分几层进行对比。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他们虚伪狡诈，毫无信义可言，仅凭有权有势，就受到称赞。这与济人之危、奋不顾身的游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类是无所作为，对社会实际没有什么益处的闾巷之儒，他们也历来受称颂，而扶危的游侠，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此外，作者还拿孟尝君、平原君之类的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作了对比。通过上述层层对比，不仅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而且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其二反复咏叹，加强了抒情性。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称赞游侠，而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强烈的爱憎。首先是从正面肯定他们的言必信、行必果的高尚品德，接着称颂布衣之侠的“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又说遭受困厄之士人，也常常依附游侠的帮助。这些均属满腔热情的称颂。继而用布衣之侠与季次、原宪一类的儒生作对比，并提出“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文章结尾是直接称赞汉代的游侠朱家、郭解等人“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诚如《古文观止》的评语：“一篇之中，凡六赞游侠，多少抑扬，多少往复，胸中荦落，笔底摅写，极文心之妙。”
猜您喜欢
愈再拜：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
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
贫贱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继见。
其后，阁下位益尊，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
夫位益尊，则贱者日隔；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则爱博而情不专。
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
夫道不加修，则贤者不与；文日益有名，则同进者忌。
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专之望，以不与者之心，而听忌者之说。
由是阁下之庭，无愈之迹矣。
去年春，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
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属乎其言，若闵其穷也。
退而喜也，以告于人。
其后，如东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继见。
及其还也，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
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
退而惧也，不敢复进。
今则释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
不敏之诛，无所逃避。
不敢遂进，辄自疏其所以，并献近所为《复志赋》以下十首为一卷，卷有标轴。
《送孟郊序》一首，生纸写，不加装饰。
皆有揩字注字处，急于自解而谢，不能俟更写。
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
愈恐惧再拜。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
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
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
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
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
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
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
曰：“是必有异。“
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
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
公曰：“是宜名凌虚。“
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
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
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
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
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
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
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
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
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
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
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
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
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
可不慎与？
人能弘道，无如命何。
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不乎！
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终：岂非命也哉？
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
非通幽明，恶能识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分类： 古文观止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
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
鲍叔遂进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
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
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
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贵轻重，慎权衡。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
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
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
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子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
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
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
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
弗谢，入闺。
久之，越石父请绝。
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
石父曰：“不然。
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
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
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既而归，其妻请去。
夫问其故。
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
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
其后夫自抑损。
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
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
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
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