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
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
此其大较也。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此非空言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译文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注释
“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
已：同“矣”。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眇：同“妙”。道：同“导”。
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连：同“链”，铅矿石。丹沙：同“丹砂”，矿物名，俗称朱砂。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玑：不圆的珠子。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旃：同“毡”。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邪：同“耶”。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辟：同“僻”。原：同“源”。太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至：犹言襁负而至。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壤壤：同“攘攘”。编户：编入户口册。
赏析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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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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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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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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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
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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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执辔愈恭。
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
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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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骑皆窃骂侯生。
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
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
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
嬴乃夷门报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
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
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
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
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
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语魏。
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赵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
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
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
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
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
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辨士说王万端。
魏王畏秦。
终不听公子。
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
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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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
复引车还，问侯生。
侯生笑曰：“臣故知公子之还也。“
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
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
尚安事客？
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公子再拜，因问。
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
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
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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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
公子从其计，请如姬。
如姬果盗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
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
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
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
于是公子泣生曰：“公子畏死邪？
何泣也？“
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
于是公子请朱亥。
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
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遂与公子俱。
公子过谢侯生。
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
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
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
欲无听。
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
公子遂将晋鄙军。
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
兄弟俱在军中，兄归。
独子无兄弟，归养。“
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
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
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栏矢为公子先引。
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
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不知老之将至一作：曾不知老之将至)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
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
曰：“在寝。“
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
又酌曰：“调饮斯！”
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
降趋而出。
平公呼而进之，曰：“蒉！
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
尔饮旷，何也？“
曰：“子卯不乐。
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
旷也，太师也。
不以诏，是以饮之也。“
“尔饮调，何也？“
曰：“调也，君之亵臣也。
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
“尔饮，何也？“
曰：“蒉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
杜蒉洗而扬觯。
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毋废斯爵也！”
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
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
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
遂与之俱出。
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
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
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