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
言道德者，溺其职矣。
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下士闻道大笑之”。
非虚言也。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
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这不是假话。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注释
导：引导。《论语》作“道”，通“导”。政：政令。齐：整齐。此为约束之意。免：免于死罪。格：革。此言百姓革除坏毛病而走上正路。按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语曰：“格、革，音义并同，当训为革。”老氏：指老子李耳。以下引文前四句出自《老子》第三十八章，后二句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上德：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德：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按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上德的人，因任自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是以：因此。有德：实际上是有德的。下德：道德低下的人。不失德：竟谓执守形式上的德。无德：没有实际的德。滋章：越发严酷。章，通“彰”，此为森严酷烈的意思。信哉：可信啊。是言：这些话。具：工具。制治：管理政治。清：政治清明。浊：政治污浊。昔：从前。此指秦朝。网：法网。奸邪：奸邪欺诈。萌起：不断产生。极：极点，指情况最严重之时。遁：欺瞒。振：振作。救火扬沸：意谓无济于事。按“救火”是负薪救火。“扬沸”。是扬汤（热水）止沸（热水）。武健：强健有力。严酷：指严厉的法令。恶：何。溺其职：丧失其职。听讼：判案。按此三句出自《论语·颜渊》篇。吾：孔丘自称。犹人：与别人相等。下士：愚蠢浅陋的人。按此句出自《老子》第四十一章。觚（gū，姑）：古代有梭角的酒器。圜（yuán，元）：通“圆”。按这句喻汉代的法制较秦代有重大变化。斫（zhuó，浊）：砍削。雕：指雕刻的花纹。朴（pǔ，仆）：本。此指本来的状态。此句说汉代法律重视本质，不重形式。吞舟之鱼：指大鱼。此句言汉法宽疏。吏治：官吏的治绩。：纯厚盛美。艾（yì，义）安：太平无事。艾，通“乂”。彼：指宽厚。此：指酷刑。
赏析
司马迁亲身受过酷吏的残害。本文是《酷吏列传》的序，表明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实行德政的主张。这篇序言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用孔子、老子的话，阐明了道义的重要作用。第二层从“太史公曰”到“非虚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反对严刑峻法的主张。第三层从“汉兴”到结尾，用汉初刑法宽简、风气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实，从正面证明德治的重要性。这篇序文的结构很严谨，尤其是前后呼应，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文章一开头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提出论点，然后用暴秦的事实来论证这一论点。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以汉初的事例正面论证自已的观点，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结论。汉初的事例与秦亡的史实，形成鲜明对比，暗中又与武帝时的弊政形成对比，还与篇首孔子、老子的观点相呼应。全文论点与论据紧密配合，层层深入。太史公是不赞成用严刑峻法和酷吏来治国的，于是他在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话。太史公认为，法令刑法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根源！
猜您喜欢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
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
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
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
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
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至于颠覆，理固宜然。
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
与嬴而不助五国也。
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
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
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
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
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
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
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
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
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悲夫！
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
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
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
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
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
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
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
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
可不慎与？
人能弘道，无如命何。
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不乎！
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终：岂非命也哉？
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
非通幽明，恶能识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分类： 古文观止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
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
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
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
巩再拜。
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
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
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是谓求祸而辞褔。
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
物有以盖之矣。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
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
人固疑余之不乐也。
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
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
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
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
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
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
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
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
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