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王兴康)
注释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子为鲁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四时: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牝牡(pìnmǔ聘母):牝为雌,牡为雄。指:同“旨”。弑(shì是):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曰“弑”。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三代:夏、商、周。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此曰“获符瑞”,指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元“元狩”。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04)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穆清:指天。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款塞:叩关。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缧绁(léixiè雷谢):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西伯拘羑(yǒu有)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孙子膑(bìn鬓)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至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故云。
猜您喜欢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二月,郑伯如晋。
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
侨也惑之。
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
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
何没没也?
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
德,国家之基也。
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
有德则乐,乐则能久。
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有令德也夫!
‘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有令名也夫!
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
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说,乃轻币。
吴公子札来聘。
……请观于周乐。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
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
忧而不困者也。
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为之歌《王》曰:“美哉!
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
其细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
大风也哉!
表东海者,其大公乎?
国未可量也。“
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
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
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
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不然,何忧之远也?
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
“美哉!
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
熙熙乎!
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
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
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见舞《大夏》者,曰:“美哉!
勤而不德。
非禹,其谁能修之!”
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
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观止矣!
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
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
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
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
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
王问:“何以知之?“
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
’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
以此知之,故欲往。
’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
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
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
’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
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
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
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
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
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
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
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
王曰:“谁可使者?“
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
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
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
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
议不欲予秦璧。
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
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
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
何者?
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
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
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
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
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
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
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
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
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
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
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
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
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
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
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
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
赵王畏秦,欲毋行。
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
赵王遂行,相如从。
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
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
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
赵王鼓瑟。
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
秦王怒,不许。
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
秦王不肯击缻。
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
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
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
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
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
相如闻,不肯与会。
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
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
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
臣等不肖,请辞去。“
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
曰:“不若也。“
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
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
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
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
酒酣,请鲁君举觞。
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灸,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
’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
’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
’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以;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
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
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
梁王称善相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