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王兴康)
注释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子为鲁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四时: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牝牡(pìnmǔ聘母):牝为雌,牡为雄。指:同“旨”。弑(shì是):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曰“弑”。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三代:夏、商、周。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此曰“获符瑞”,指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元“元狩”。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04)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穆清:指天。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款塞:叩关。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缧绁(léixiè雷谢):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西伯拘羑(yǒu有)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孙子膑(bìn鬓)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至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故云。
猜您喜欢
汉昭帝逝世,昌邑王刘贺被废黜,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
路温舒呈上奏书,奏书说: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
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
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
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
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
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
“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
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
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
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
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
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
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
《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
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
此仁圣之所以伤也。
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
何则?
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
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
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
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
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
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
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
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
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
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
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
其若之何?“
公不听。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
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
此其大较也。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此非空言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
言道德者,溺其职矣。
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下士闻道大笑之”。
非虚言也。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
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
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
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
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
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
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良乃入,具告沛公。
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
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
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
’故听之。“
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
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
且为之奈何?“
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
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
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
沛公曰:“孰与君少长?“
良曰:“长于臣。“
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张良出,要项伯。
项伯即入见沛公。
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
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
沛公曰:“诺。“
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
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
不如因善遇之。“
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復见将军于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
亚父者,范增也。
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
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
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庄则入为寿。
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
项王曰:“诺。“
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
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
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哙曰:“此迫矣!
臣请入,与之同命。“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
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
则与斗卮酒。
哙拜谢,起,立而饮之。
项王曰:“赐之彘肩。“
则与一生彘肩。
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
项王曰:“壮士!
能復饮乎?“
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
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
’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
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
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
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项王未有以应,曰:“坐。“
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
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于是遂去。
乃令张良留谢。
良问曰:“大王来何操?“
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
会其怒,不敢献。
公为我献之。“
张良曰:“谨诺。“
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
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
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
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
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
项王曰:“沛公安在?“
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
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
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
竖子不足与谋。
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