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王兴康）
注释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子为鲁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四时：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牝牡（ｐìｎｍǔ聘母）：牝为雌，牡为雄。指：同“旨”。弑（ｓｈì是）：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曰“弑”。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三代：夏、商、周。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此曰“获符瑞”，指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元“元狩”。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04）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穆清：指天。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款塞：叩关。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缧绁（ｌéｉｘｉè雷谢）：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西伯拘羑（ｙǒｕ有）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孙子膑（ｂìｎ鬓）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至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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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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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
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
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
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
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忽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
今耶？
古耶？“
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
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
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
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
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
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
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
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
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
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
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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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
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
表上，永陵喜甚。
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
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
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
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
有沙门负资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
其信任多此类。
胡公既怜文长之才，哀其数困，时方省试，凡入帘者，公密属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脱失。“
皆曰：“如命。“
一知县以他羁后至，至期方谒公，偶忘属，卷适在其房，遂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
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
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
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
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
悲夫！
一日，饮其乡大夫家。
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欲以苦之。
文长援笔立成，竟满其纸，气韵遒逸，物无遁情，一座大惊。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
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
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
张阳和力解，乃得出。
既出，倔强如初。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
显者至门，皆拒不纳。
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
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
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
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石篑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
予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
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
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
独身未贵耳。
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
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
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
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
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勾践起师逆之江。
大夫种乃献谋曰：“夫吴之与越，唯天所授，王其无庸战。
夫申胥、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而未尝有所挫也。
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
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不可以授命。
王不如设戎，约辞行成，以喜其民，以广侈吴王之心。
吾以卜之于天，天若弃吴，必许吾成而不吾足也，将必宽然有伯诸侯之心焉；既罢弊其民，而天夺之食，安受其烬，乃无有命矣。“
越王许诺，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曰：“寡君勾践使下臣郢，不敢显然布币行礼，敢私告于下执事曰：‘昔者，越国见祸，得罪于天王，天王亲趋玉趾，以心孤句践，而又宥赦之。
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赐乎？
今勾践申祸无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边陲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执事？
勾践用帅二三之老，亲委重罪，顿颡于边。
今君王不察，盛怒属兵，将残伐越国。
越国固贡献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军士，使寇令焉！
勾践请盟。
一介嫡女，执箕帚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盘匜以随诸御。
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
天王岂辱裁之？
亦征诸侯之礼也。
’”
夫谚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
’今天王既封殖越国，以明闻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无成劳也。
虽四方之诸侯，则何实以事吴？
敢使下臣尽辞，唯天王秉利度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