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
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
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
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
巩再拜。
背景
曾巩十分仰慕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公元1046年（宋仁宗庆历六年）夏，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修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即写此信致谢。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庆历七年），作者29岁。
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注释
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勒：刻。
畜：积聚。兼胜：都好，同样好。
卓卓：卓著，突出样子。
蹶：挫折。魁闳：高大。
赏析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猜您喜欢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
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
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
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
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
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石屏不见刀斧痕，石下初谁得行径？
千骑来时停管弦，月明更觉山中静。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
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
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
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
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
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
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
何者？
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
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
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
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
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
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溪蛮昔负命，杀气凌南州。
城郭涨烟火，堂皇啸蜉蝣。
被发尽冠巾，吾人反缧囚。
行剽至杪忽，归载越山丘。
驱攘事虽定，收合信疮疣。
不有异泽沾，何令余患瘳。
寒风在林鸣，君马不能留。
初佩太守章，慨然任人忧。
问俗灰烬余，咄唶令心谋。
士材为世用，因难乃知尤。
烦苛一荡涤，幽远遍怀柔。
四封鸣鸡犬，五谷被原畴。
里闾多娱宴，歌鼓震溟陬。
明义每所希，古人不难侔。
日月有常运，志士无安辀。
山川自兹始，努力千里游。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
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
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
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
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
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
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
噫！
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新旧岁之交，即除夕。
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
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
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